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深圳、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南京、西安、济南、杭州、合肥、南昌、长沙、大庆、苏州、无锡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在这20个试点城市实行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

　　这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提出成立软件外包示范城市，由此可见，此次国家对外包产业的扶持力度和决心前所未有。

　　对此，苏州工业园区软件与服务外包职业学院院长杨冬认为，这次软件外包“新政”的推出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如软件大国印度，从1997年开始就对软件外包企业实行免税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全免，并且当为期十年的免税政策到期后，又将免税政策延期，所以现在印度的软件外包企业依然享受着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的优惠政策，而我国的政策扶持力度则远远不够，存在着政策瓶颈。

　　另一方面，适时推出20个软件外包示范城市，是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必然要求，此次金融危机对传统的加工制造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原来可能要渐进的转变，因金融危机而迫使我们加快步伐。”

　　苏州样本

　　此次20个软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出台，早在两年前就已开始酝酿，而苏州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样本。

　　自2006年起，商务部先后认定了16个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4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园区，苏州工业园区是其中之一。据苏州工业园提供的数据，园区2008年软件外包业务增长超过50％，服务外包产值107亿元人民币，其中离岸外包达3.7亿美元。

　　在这样的高产背后，是苏州工业园软件外包的三次热潮推动。

　　苏州工业园区真正开始有软件外包企业是从1995年开始，当时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创立了合资软件外包公司，这给园区带来了第一波外包热潮。苏州工业园经济贸易发展处陈霞处长告诉记者，当时选择苏州工业园作为外包试点区域，与工业园中新政府合作的特殊身份有很大关系，“正是入驻园区的很多新加坡企业，催生了软件外包服务的需求。”

　　从2000年开始，留学生纷纷回国创业成为热潮，带动了园区第二波的软件外包服务热潮。“借着当年互联网发展的东风，一大批IT人才来到了这里。”陈霞表示，工业园区当时把软件外包服务企业一直归为高科技企业，并没有把它单独分类，因此使得当时软件外包公司的数量、产值都无从考量。

　　2006年12月31日，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推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试点政策》，这标志着苏州工业园作为外包服务试点区域的开始，而这也引发了软件外包的第三波热潮。“当时施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是别的地方给不了的。”陈霞称，根据当时对园区内技术先机型企业的政策，免收企业15％所得税；员工工资在税前列支，即员工工资这一块，企业免缴税；并且离岸外包营业税全免。

　　“对软件外包行业，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吸引力最为重要，这些政策在苏州试点都取得了效果。如今，这些政策在20个软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继续实行，也算是苏州工业园作为试点区域的一点经验。”陈霞说。

　　龙象之争

　　就在中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设立之时，软件外包服务的“龙象之争”也正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的报告，印度外包公司服务对象多为金融机构，其利润的50％来自美国，华尔街30％的后台服务外包业务承包给印度，而金融危机使得软件外包服务的订单大幅减少。印度最大的3家软件外包巨头TATA、Infosys和Wipro的利润都出现了明显下滑，日前曝出的另一软件外包巨头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Satyam)巨额财务造假丑闻更让印度软件业雪上加霜。

　　与之相比，据《上海证券报》日前发布的软件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1—11月， 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出口却达到11.3亿美元，同比增长48.1％。

　　文思公司总裁陈立峰向记者表示，中国逐渐获得跨国公司软件外包业务青睐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规避风险，印巴之争让跨国公司不敢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相对安全的中国让欧美企业更加放心；另外，中国目前有近7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有18％的学生学习的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虽然印度施行的是精英教育，但中国高等院校开展的工科教育，每年培养大量的优秀计算机相关人才；最后就是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让跨国公司认识到了中国软件方面的技术实力在不断提升，中国巨大的市场使得跨国公司更需要本土化的软件外包公司。

　　作为国内第一家在美上市的软件外包公司，文思2008年的全年收入超过1亿美金，其订单中的70％来自欧美跨国公司。在印度软件巨头裁员压力日剧的情况下，文思去年却新录用了近2000人，“2009年我们还会有大规模的招聘计划。”

　　此外，随着年初3G牌照的正式发放，中国全面进入3G通信时代，而通信业数据量大、运作复杂，需要专业通信软件公司提供解决方案。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大规模的3G建设或将为软件外包增加160亿-240亿元的市场。

　　外包业隐忧

　　尽管我国的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正如火如荼，但隐忧依然很多。

　　陈立峰表示，软件外包行业中，人才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形状，中高级人才极为稀缺，而此类人才在中国更是少之又少。广州科技园一家软件外包企业的经理常亮告诉记者，“没单时可以裁掉公司的9个副总，但必须要留住一个总工，接到单子的时候，去人才市场上可以随时招到普通程序员。”

　　然而，如果裁掉9个副总，后果便是“第二天，附近又会成立9家软件外包服务公司。”而这些新公司的规模往往只有二三十人，只能接大公司转手的二包、三包甚至四包。

　　苏州工业园区软件与服务外包职业学院院长杨冬认为，要想使整个产业继续发展，必须扶植千人规模以上甚至过万人的大企业，才能具备足够强的竞争力，“发展到今天，软件外包已不再是单纯的软件开发问题，往往涉及到金融、物流、能源等跨行业的全业务解决方案。”

　　杨冬建议，外包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兼并或者海外收购扩大自身的规模，而政府则可以建设平台对软件从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目前国内软件外包完全是市场化行为，缺乏行业性组织，这上面可以学习印度，成立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并定期发布行业报告，以协助企业从人才培养到海外订单接洽整个流程。

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深圳、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南京、西安、济南、杭州、合肥、南昌、长沙、大庆、苏州、无锡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在这20个试点城市实行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